看完话剧《雷雨》本想写点什么，忙起来便忘了，最近事关《雷雨》议论纷纷，听到一种调侃，说《雷雨》是“狗血”剧。

这番言论又使我不得不“跳出来”说些什么，是为《雷雨》、曹禺、演员、导演辩护？也不算，可能是一种文艺作品赏析态度的探讨，虽然这种赏析跟文化层次与思想境界有直接关联，但不管怎样，进剧场前还是有必要做做最基本的功课：了解整部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而非强硬地套以今人的偏颇视角或嗜痂之癖来论断一部作品。

《雷雨》是1933年曹禺23岁时创作的作品，诚然23岁便写出这样惊世骇俗的作品，令人不禁惊愕：年纪轻轻的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但一略曹禺早年生平，才知现实比剧作更骇人。试举几例：

曹禺（原名万家宝）之父万德尊是清末官僚，对外以开明绅士自居，在家中却极端专制，要求子女、仆从绝对服从；父亲担心曹禺学坏，长期将他关在宅院中，只允许他读四书五经；曹禺生母早逝，继母（生母胞妹）嫁入后，“姐妹共侍一夫”的畸陋让年幼的曹禺感到荒诞；曹禺家中有女仆遭曹禺父亲强暴后，被逐出家门，这件事对他冲击极大——曹禺少年时说：“我家的故事，比戏还可怕。”这一桩桩一件件，在《雷雨》中有着不同程度的直叙或映照。

而20世纪30年代初的神州又是怎样的光景？社会矛盾尖锐，封建家族制度崩解，但残孽影响深远。因此，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当时的创作者通过各种类型的作品批判封建礼教、家族专制和人性压抑。与《雷雨》同期的著名作品便有巴金的小说《家》、吴永刚的电影《神女》、夏衍的戏剧《上海屋檐下》等。

30年代曾屡遭禁演

上述每部作品都或多或少有着所谓“狗血”元素，但尤以《雷雨》中“乱伦”为甚，1930年代观众和政府也并不宽容于它，屡屡将其禁演。曹禺晚年接受戏剧理论家田本相采访时，曾有大意如此的一番话：“如果人们只看到周萍和继母的私情，而看不到这个家庭如何把人逼疯，那就是我的失败。我要写的是礼教杀人的悲剧，不是一个猎奇的故事。”

事实上，古希腊悲剧、法国剧作家让·拉辛（Jean-Baptiste Racine）、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剧作，都对曹禺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些戏剧中乱伦作为宿命式家族原罪的定性，代表了一种覆亡的必然，曹禺则在继母子、亲兄妹两对乱伦的设置中，强调了因果和报应，这是相当接近教化式或规训式中国古典文学的处理方法。

而说到禁演，伤风败俗的家族丑闻是《雷雨》唯一遭禁的理由吗？绝对不止于此。蒋介石1934年提倡“新生活运动”，《雷雨》明显有违其中“孝亲敬长，克敦伦纪”的纲要；还有，剧中对阶级冲突的刻画，也一样入不了国民政府的法眼——剧中很重要却可能被人有意无意忽略的一点是，鲁大海带领工人阶级在矿厂罢工夺权，这是对资产阶级颜面和利益的极大冲击，国民政府彼时正强力压制各地工人运动。

这些史料的钩沉和文本的分析，恰恰是时下有些观众进剧场不屑一顾的，因此才会相当犬儒地抛出“狗血”剧的庸俗草率言论。五四经典的人文价值和思想深度岂容无知者戏谑。

结尾令人想起《红楼梦》

回到当晚的剧，李六乙的手笔妙吗？我喜欢上半场细腻铺陈，也许就因上半场太巨细靡遗，后半场节奏看似很赶，安排演员动不动正对着观众来一大段喊话，比如圣经中的文字，说教意味甚浓。结尾来一场漫天大雪，令人想起《红楼梦》，现今舞台作品似乎都爱在台上造雪，雪泛滥成灾——可这是“雨”，不是“雪”啊，那罪孽才刚揭露，断不能“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另外，我个人相当在意的工人阶级代表鲁大海戏份怎么看怎么少，怎么看怎么弱。剧中鲁大海不穿粗布工装，反而套上马甲西服，更像个记者，台词、表演少了很多，而对阶级矛盾的弱化即是对剧本主旨的阉割，毕竟揭示工人与资本家间的矛盾冲突是原剧主旨之一，雷雨般暴烈的2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在剧中原本有着直面映照，当然也有人认为不能囿限于社会学眼光来看待舞台艺术作品，但抛弃时代精神、社会结构和阶级观点来看待《雷雨》这部作品，显然是偏激的。

只能说演员们的演出是真好，卢芳尤其惊喜，她怎么做到泪流满面，却毫无鼻音、台词清晰的呢？回归剧场的胡军很是真挚，他甚至没带发片或头套，他那青丝稀疏的颅顶是对舞台、观众、话剧艺术的最大尊重，却也让我有一抹恨英雄白了头的悲壮。

我也许不认同李六乙的《雷雨》，但曹禺的《雷雨》，却无可争议地是一部饱含人性启蒙、历史痛感、艺术锐度、毁灭美学的不朽名作。

至于看《雷雨》只看到“狗血”，恐怕是审美早已降级，平时看多了也沉浸于“狗血”吧。哪是什么“狗血”？是时代的脓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