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1945年结束，今年正好80年。如今还有许许多多新的史料被挖掘出来，不少旧的伤口其实仍然未愈，二战这堂沉痛的历史课完不了，也不会完。
马来西亚出生的台湾纪录片导演廖克发，2024年以近5小时长的纪录片《由岛至岛》首次深入披露台籍日本兵在二战东南亚战场的活动，引起高度关注，荣获第26届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和百万首奖；以及第6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长片、最佳音效两个奖项。纪录片以真人访问和搬演片段呈现台籍日本兵被派遣到东南亚的行迹。他们懂得华人语言，在东南亚参与日军对当地人的迫害，但有些又鉴于彼此是华人的微妙情感，暗中帮忙当地人，在迫害与被害，自愿与被迫之间密密织出一张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复杂历史网。
纪录片还融入居住在香港与东南亚各地的台湾侨民战后被关进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香港的集中营的故事，以及毒物专家、日侵史料收藏家、二战学者专家、加害者后代的访谈。日本史学家高嶋伸欣自1975年到马来西亚考察超过50次，契而不舍地参加殉难者公祭。廖克发说：“作为一名日本人，高嶋积极寻找马来西亚二战幸存者，鼓励他们出来讲，将他们的控诉记录下来，是很勇敢的。”高嶋曾说：“日本人民认为自己很优越，对亚洲人有一种鄙视感，才会在二战时期草菅人命。我要很严正地告诉我的年轻学生，日本这是错的。”影片还访到广岛一家犹太人屠杀纪念馆的馆长，记录下他支支吾吾地承认日本二战罪行的画面。
在历史大现场听见小人物声音
《由》虽从台籍日兵视角开启，但源头却可追溯到新加坡。
纪录片历史顾问、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蓝适齐，2004年来南大中文系教书，当时他研究的是台湾史。2005年，二战结束60年，本地二战学者凯文·布来克本（Kevin Blackburn）主办二战研讨会，邀他参加。蓝适齐说：“当时有新加坡人跟我说：日军很坏，你们台湾军更坏！让我很震惊。”这促使他挖掘台湾军在东南亚的行动，撰写《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台籍战犯》《二战期间从“兰印”被强制拘留到澳洲的台湾平民》《从“我们的”战争到“被遗忘的”战争：台湾对“韩战”的历史记忆》等。
导演廖克发说：“我读了他的论文后非常生气。为什么80年来没其他学者处理这段历史？”廖请蓝担任纪录片的历史顾问，蓝同时期也是北婆罗洲台籍日军历史剧《听海涌》的顾问。廖导说：“我把蓝教授的所有论文都看完，决定为年轻人拍摄这个题材，可是我必须克制情绪，不能用愤怒的语气跟他们说话，所以蓝老师也兼当我的‘心理导师’。”蓝说：“在历史大现场，我们要听见小人物的声音。克发放进了自己的感情，才把历史如此鲜活地拍出来了。”
台湾集体的“失忆”跟近半世纪的白色恐怖有关。蓝适齐说：“台湾原是日本殖民地，战败后由国民党接管，党国的教育要台湾记住的是中国抗日的历史，所以台湾记得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怎么受害？不得而知。在50年的白恐历史背景下，老人不敢说，孩子不能乱说。1990年代解严以后，台湾人才有机会正视跟自己有关的历史。”
《由》在刚过去的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上映，两场都爆满。记者当天参加映后交流，观众看了5小时电影还不愿散去，有很多东西问廖导与蓝教授。其中一名观众陈嘉琳告诉我：“我父亲小时候在二战看过台籍日本军。”陈嘉琳对新加坡历史甚感兴趣，写过《新加坡潮州人文化与历史概说》一书。她给我发了好几个国家档案馆的口述历史录音，其中一名与英国战俘关在一起，为英军工作的本地华人周建东，发现监狱长竟有台湾人和韩国人。台籍兵只能偷偷讲闽南话，但一被日军发现就会挨打。周还说：“台籍兵打我们时，下手比日军还重。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很坏。（可能）日军对他们很坏，他们把气出在我们身上。”
廖克发受访时也说：“从照片上看，这些台湾兵比现在（当兵）的年轻人更年轻。他们很多谎报年龄，瞒着父母去当兵。因为当兵才是男人才能讨老婆。”另外，基于被殖民的心理，一些台湾兵会借由更凶蛮来表现自己的英勇和体力不逊于日本人。陈嘉琳还传来一张林文庆与一名台湾人“黄堆金”（Wee Twee Kim）在昭南岛华侨协会前的合照（林被日军强迫担任会长）。她说：“这表示台湾兵在新加坡并非只做低阶工作，也担任领导职务。”
黄堆金是长期在新加坡日资企业工作的台湾人。日军占领新加坡后选他担任首席翻译，负责从新加坡华人名流获取财务支持。日军设立了亲日的“昭南岛华侨协会”，并任命林文庆担任会长。日军翻译黄堆金透过暴力威胁对协会成员施压，欲为日军筹集5000万元“奉纳金”，尽管最终只筹集到了一半，但在当年，尤其是战乱时期，已是一笔天文数字。
透过“别人”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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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适齐与廖克发强调，不管写论文或拍纪录片，他们不只是揭发日战罪行，还要“从台湾人的二战经验看到复杂的人性面。让人看见自己，记得自己，也要看见和记得别人。”身在狮城的记者及本报读者，更好奇想透过纪录片里的“别人”（台籍日兵）看到的是“自己”（新加坡人）。
日本厚生省统计资料显示二战有20万7183名台籍日军和军属，几乎日本占领的地方都有台湾人。新加坡被日军攻下后，日殖台湾全岛大肆庆祝。纪录片访了两位到过新加坡的台湾老兵叫人印象深刻。1943至1946年派遣新加坡的杨馥成全程用日语受访，斩钉截铁指世人被误导了，日军比中国兵有纪律：“那时我们台湾人是日本公民。我们也这么想。国家有难，身为日本公民我们有义务为国家奉献生命。（对日军罪行）一点都没有不好的感受（罪恶感）。”面目慈祥的萧锦文1942年在新加坡受训三个月，1942年至1946年派遣缅甸，对被征作日军行政总部的新加坡邮政总局仍有记忆，但却粉饰太平日军的行径，直到女儿追问才松口：“日本兵很恐怖，做不正常的事，强奸当地妇女。我们只要活下去，不去想（这些行径）对不对。”
让人吃惊的是，台北日本帝国台湾军研究部竟是日本陆军参谋军官辻政信1941年谋划南侵肃清屠杀行动的总部。马来亚华人屠杀从新加坡开始，划分四区，五个检证中心，盘问筛选所有男性人口，要肃清18岁至50岁华男、知识分子、英国支持者、捐款抗日者、有刺青者、所有会说海南话的男子（因为日军相信海南岛是共产党抗日基地）。新加坡当时有35万男性，日军目标是将其中5万华男消灭，但发现这样“没效率”，改用无区别杀戮，从新加坡沿着半岛北上，一个个消灭华人村子。
廖克发在影片旁述，士兵先到村子借东西，碗筷、雨伞、杯子，趁机打听每家人人数与姓名——可想而知，执行者便是谙熟华人语言、方言的台湾兵。军队来到后将华人集中起来，通常在华校的篮球场、操场，男女分开，孩子跟母亲。男性的屠杀快速，很少幸存者；妇孺赶到郊外、井边杀害，孩子丢入井里，村屋被烧毁。被母亲掩护生还的孩子现在是老人了，但在镜头前忆述婴儿弟弟，被军刀刺后未死，拖着肠子爬来爬去，仍痛哭得像个小孩，创伤永不愈合。
日本还将恶名昭彰的731细菌战部队东南亚总部，“南方军防疫给水部”设在新加坡中央医院，1944年用重型轰炸机运来5000只老鼠，在医院西部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楼里生产有毒鼠蚤，准备装填入弹，投掷中美敌区，引爆人造鼠疫。731部队两位轴心人物增田知贞和内藤良一拍摄了许多惨不忍睹的人体实验影片，外人从未看过。本地二战日军史料藏家与研究者林少彬为纪录片提供了731部队内部拍摄，首个流露到外的影片，揭示当时新加坡实验室培养细菌的情景。
大家都有记住历史的责任
纪录片提出一个不易解答的问题：如果你的先辈加害了自家南洋人，你会怎么面对？台湾乐手杨树木二战前去了马来半岛与槟城土生华人女子成家，留了下来加入当地市政府乐队。日军攻下马来亚后，他充当日方翻译。纪录片访问了他的孙子杨炳炜。这位眼神胆怯的前教师起先试图维护祖父，说他只对日军指认出抗日分子，并没参与残暴行径。廖克发让他首次阅读生还者对他祖父的控诉，要求他在镜头前读出来。原来杨树木是告密者中最坏的一个，次次都会在钟灵中学虐待被日军逮捕的人，尤其女性，甚至还将一名欧亚人凌虐至死。
记者问廖克发为什么采用这么“残忍”的方式访问无罪的后代。他说：“如果他读后完全崩溃，我是不会用这段访谈的。我不是要指责他，或消费人的苦难。可是他在镜头前从回避到克服到坦然面对，让我们看到一位加害者的后代如何面对祖先浑浊、灰色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我不认为加害者的后代是有罪的，但大家都有记忆的责任。”杨炳炜后来积极到台湾多场映后交流会分享，正视他祖父的罪行让他得到了救赎。
纪录片在台湾放映后，一些观众问廖克发：“你拍这些干吗？这个是我们祖父辈的事，跟我们无关，我不知道怎么去想，去接受这些事。也有观众问我拍这个对台湾很乱的政治有帮助吗？我的答案是法国人在1995年后承认送犹太人去屠杀，并没削弱他们的文化力量。文化是建立在我们有没有反省力。这是我们的资产。”
也有观众挑战廖克发，说他源自马来西亚，不在台湾长大，才可以用这个角度来拍。他说：“我不想服务任何国家。我个人怀疑以国家为中心的思维，更倾向于用正不正义，对不对来思考。”纪录片访了马来西亚一名8岁时全家被杀死，唯她幸存的老妇萧招娣，在镜头前总是十分怨愤，还扬言看到日军后代会杀他们报仇。廖克发问她：“那高嶋先生呢？你也要杀高嶋先生吗？”她愣一愣，答：“当然不会，高嶋是不一样的日本人。”
影片最终要表达的是反战。廖克发说：“战争让人的道德变得没有底线。当你跟他人竞争生死的瞬间，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导演在片里的旁述数次柔声地呼唤“孩子”——这孩子指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也是指这世界的孩子。他正跟马来西亚与台湾的历史老师研发教案，让老师教高中生怎么想这段历史。廖克发说：“让年轻人展开这个对话很重要。而不是沉默下去。打破标签化和僵化的思维，让他们思考未来面对这样的情况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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